纪录片《高三》编导周浩访谈录（三）(3)

　　刘  在《高三》里，我看到一种对立，或者叫分裂，比如：正常的学习教育与高考录取率；日常语言与异化了的学科语言，就像学生们在早自习时大声而机械地背诵着：“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保护世界环境……”、“林彪、江清反党集团……”等等；个体的思想情绪与高考压倒一切的总目标；入党积极分子大会上讲的那种话和我们真正发自心底里的话；学生的青春萌动与规章制度；甚至王锦春的“热”与你的“冷”……通过展现这种分裂，你特别想表达什么？
　　周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理解你说的这个分裂。就像那次放映时，有好几处都惹得人们笑场，可是面对现实生活，谁也不会去笑，这是怎么回事呢？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要我把这部分删掉，说让人看了起鸡皮疙瘩。可是，现实就是这样的，荒谬的、不切实际的事情随处可见，我们为什么能睁只眼闭只眼呢？孩子们背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对自己的成长有什么帮助，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就像我小学上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它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刘  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用意”。一方面通过影像你把这些日常中司空见惯的东西放大了，另一方面通过片子你还结构出这种“用意”。这种用意就是用影像对时代进行冷静的纪录。
　　周  我是一个纪录者，做不了改良者，我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纪录者。我纪录这个时代，需要它有时代的烙印，比如说学生在课堂上背一个数学公式，背一个英语单词，这种影像承载的意义不大，十年以后还是这个公式、还是这个单词，没什么意味。我希望我纪录下来的东西有一些时代印记，这个印记是为了让我的片子有更长的一个生命期。我希望我的纪录是一面镜子，也许因为我打磨工艺的原因，它不是那么平整，但它至少是路边的一潭水，哪怕是雨后的一潭水。若干年以后，你无意中从此路过，会发现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面镜子能够提供这种功效的话，我也就非常满足了。
　　刘  你先后拍了快一年，去了几次？
　　周  差不多平均一个月一次。有时两三天，有时二十多天。对于《高三》，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觉得在那儿投入的时间不够多，而且我当时有一种蛮急躁的心态，就是渴望着有更多的人能够认可自己。这其实是作纪录片人蛮忌讳的一件事情，因为心不够静。你心有多静，你片子就会有多出色！很多故事就是这样自然呈现出来的。比如有个镜头，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两个谈恋爱的学生，远远地走过去了，一个完整的镜头摇过来，落在楼上正在看着他们的班主任王锦春那儿……
　　刘  看到这儿，大家都在哈哈地乐。
　　周  很多观众问，怎么拍到的这个镜头的。其实，我的片子都会有这样的镜头，这不是偶然得到的，只要你肯花时间，再加上你的技术不是很差的话，就一定能拍到这样的镜头。这起码会让你得意很长很长时间。只是，拍《高三》时，真的还是有急躁的一面。如果能够待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样的镜头会更多一点。
　　刘  意识到心不静，就是一种转变。
　　周  这是我必须走的一个过程。现在看来，《高三》恐怕是能够让我把下一个片子作得更好的一块砖吧。

　　刘  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在开班会的时候，王锦春扯着嗓子领着大家一起唱那首齐秦的《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这既衬托了王锦春用歌声励志的激情，也渲染了一种坚持却又无奈的情绪。片子里还从头到尾贯穿着一首女声哼唱的朴树的《那些花儿》，也使各种情绪有了着落，怎么想到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