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高三》编导周浩访谈录（三）

       刘 《厚街》和《高三》，人们看完之后反馈的信息是什么？
　　周  因为有特殊的原因吧，《厚街》没有在大陆媒体播过，只是在一些纪录片节和小范围里放映过。《高三》就不同了，央视等好多台播过。《高三》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我对它评价不是太高，它肯定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纪录片，觉得它不如《厚街》，只是播出后各方面反映比较好。最近，我做了一个《厚街》回访，找到了当时在出租屋里出生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四岁了，他妈妈跟我说，你来拍我孩子吧，拍到他们结婚。我非常自责，四年没有拍这个孩子了，我无法做到时刻去关注他们。但这让我也非常欣慰，一个农村出来的民工，能够意识到纪录片对她有着很深的意义，纪录片能作到这个份儿上，真的非常好。
　　刘  你说过：“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三。”这其中的意味我特别能理解！“高三”那种极端分裂、极端无助的感觉，一直把我撵到了今天！（上个月我终于拿到我的最后一个学位）这也是片子中那位已经被旋拧在“高考战车”上的老师王锦春一再鼓励大家要坚强越过的“最痛苦的时刻”。我特别想知道，你面对这群人有什么感同身受的感触？
　　周  实际上我认为《高三》并不是在谈高考，我是在谈一群17、8岁的孩子怎么长大的。
　　刘  对，是处在一种特别情境之下的成长。
　　周  片子作出来以后，有一个反馈，说我拍了一部励志片。当时我心里是不高兴的，哪是一个励志片？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一种观点，就是你拍一部片子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地，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包括这部片子里的这78位同学。他们每看一次片子，都会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这种感觉可能会贯穿他们的一生的，我或多或少对他们是有影响的。获奖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到了38岁才知道得第一的滋味，你们还早呢！”
　　刘  哈，这是拐着弯的励志。
　　周  那个叫林佳燕的女孩，做梦都想考上北大，我当时跟她说，你今天考不上不要紧，你每天早上起床跟自己说：我一定要上北大，本科、硕士上不了，博士也要上！如果你一直努力的话，这个目标对你来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有人说，这个班上将来最有出息的应该是那个懂得靠网络赚钱的钟生明，可我这么跟他讲，如果你上了大学，你成功的概率有50%，如果你没有上大学的话，你也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概率只有5%，我说你赌5%还是赌50%，你自己决定。我一直是用这种方法跟他们交流的，偶尔还客串一下他们的班会。虽然从拍纪录片的起码行业准则来说，我应该尽量少地干扰拍摄对象，但是我发现我骨子里还是认为，在这个国家，你不考上大学，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会情不自禁地扮演王锦春的另外一种角色，鼓励他们去学习。我不知道这种鼓励是对是错，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刘  从《厚街》到《高三》，再到你现在正在拍摄的《棉花》，我感觉你的片子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关注度、社会责任感很强，这恐怕是你做了十多年新闻记者的一种自然的延伸？
　　周  这是戴高帽子。我在这几个从业单位学会了不少东西。在新华社，我学会了用图片说故事；在《南方周末》呆了三年，我懂得了如何选题，我有足够的敏感。我不希望我的片子仅仅是孤芳自赏的，而是希望有共鸣，我是喜欢掌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选择一些关注度较强的题材，这样我会得到回报。得到回报的目的，就是让我快乐地生活下去，因为我觉得快乐还是第一位的。所以，这种关注度跟我的兴趣是吻合的。
　　刘  《高三》我看了好几遍，每一次都抹不掉一种感觉：冷冷的沉重感和忧患意识。
　　周  我不愿意谈忧患意识，“忧患”本身就带有从高阶级往低阶级看的优越，是一个俯视的感觉。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比别人高。《厚街》是拍给谁看的？给这些农民打工仔的后代看的，是给我拍的那个出租屋里出生的孩子看的，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话语权，没有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途径，他们的数量超过了一亿，甚至几亿。虽然不能说我拍的东西就能反映他们的心声，但是我至少可以让这些孩子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当年是如何生活的，我不想让这种东西变成一种缺失。
　　刘  这种缺失的担忧与挽救，恐怕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简单延续，这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