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化蛹为蝶》——编导王冬冬访谈（四）

       刘 你分别采访了几个孩子，使得片子在纪录状态的同时，有了“点”的“切入”感。如采访那个没有资格参加训练的赵丹丹，那个给不识字的小学员念故事的高亦萍，还有因冲撞老师被处罚停训离队的杨亮等，你好像有意不采访老师、家长，为什么？

　　王  70本素材带里没有老师和家长的任何采访，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不是互证能够解决得了的东西。

　　刘  你只想表现这些孩子的状态？

　　王  对。跟这个没太大关系的事，比如说团长让我们跟着一起去跑跑学员们的参赛费用，我都拍了，但是我没用。的确，这是真事。没有这笔费用，学员就得自己掏钱，或者参加不了比赛。但这是个背景性的东西。

　　刘  你的选择很明确、很自觉？

　　王  的确很自觉。这还是我说过的“干净”。我宁可用解说词作为背景来讲，至少从表达来看，非常干净。把附带的东西去掉，这样相对更简洁。而且不容易把别人的思维往外牵引。这件事很重要，和数学定理是一样的。

　　刘  干净、简单、美。

　　王  对。表现孩子们状态的东西已经这么丰富了，我用不着这些枝旁。

　　刘  我在你的一篇论文（访谈整理后补：《基于纪录片〈拉着老母走天涯〉背景下的纪录片主导变量的权变分析》）里看到一句话：“做纪录片的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感到表达的困难。……换个角度讲就是总觉得一部作品完成了，可自己却没用上全力，总有一种有劲使不出来的感觉。” 从表达方式来看，《化蛹为蝶》用了一些比较常规的手法，“画面+解说+同期声+采访”，现在来看，你对这种表达方式满足是吗？

　　王  我觉得做纪录片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整个情节构成的效率。这可能跟我学工科有关系，一般会考虑很多指标。比如你做新闻，可能会考虑单位时间能够传播信息量的多少，而我做纪录片，要考虑的是单位时间能够对心灵震撼的程度。可能你不爱听，文科思维常常只强调一方面，而把其他方面都忽视掉了。学工科的绝对不会这么做。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最终优化的指标，你做一个系统，没有最佳策略，只能考虑最优方案。比如我们做一个控制系统，必须在“超调量”和“响应时间”之间找一个实践中可以满要求的、都能接受的值。其实，做纪录片也是一样的道理。

　　刘  你的意思是，找到最后，这种方式适合自己的表达，就是最优的。

　　王  如果我不用一句解说词，就能把这个故事都交代得特别明确，那我当然不用。但是，这些背景怎么交待？与其用采访他人去表达，或者把小孩儿组织起来，让他们自己议论，你觉得这样就很真实吗？或者我无限期延长拍摄时间，但是超过一定时限，大家还会看吗？这都是问题。怎么解决？看来只能用这种方式。

　　刘  尽管是一些纪录片的惯用手法，但这种方法更能表现你的这个题材？

　　王  当然，对表达方式的选择，肯定和拍摄中的遗憾也有关系。我曾反省，是不是什么东西我没拍到，但后来又想，拍到又能怎样，你拍到的东西不也舍弃过很多吗？如此一想，遗憾也就不多了。

　　刘  我读了你的诗集《如水的心事》和你后来发给我的新诗，非常喜欢你的文字，你语言的表达力非常强。只是感觉你的诗是情绪大于哲理，而纪录片《化蛹为蝶》却是哲理大于情绪。片子里更多地强调了你对生命挣扎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王  差不多。有人认为片子的不足也就在这儿。

　　刘  当然，这不是说纪录片不能体现主观感受，只能用冷静如铁的那种方式来表达，这是两个话题。也就是说，感觉你在片子里“说理”的冲动更大一些，好像特别急于去表达你对生命的认知。

　　王  如果表达的痕迹有些明显的话，应该是一个毛病，但不算太大，这个我得承认。表面很冷静，内里却能透射出一种温情，那是件非常漂亮的事，我也希望能这样做。但是，如果我达不到呢？

　　刘  当然，我依然觉得解说词的韵味和文笔都特别好，我特意记下了你在结尾处的一段文字：“孩子们终于第一次踏上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旅途，他们期待着、憧憬着，但没人能知道结局，因为杂技的意外实在太多，他们无法绕开这种成长过程中‘蛹’的挣扎，孩子们知道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结局，只有开始；没有失败，只有收获——恰似他们注定不会平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