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呵,我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些咄咄逼人了?
王 我非常珍惜这样说话的机会,因为你平时跟谁说这些事呢?
刘 我喜欢这个片子的结尾方式,孩子们登上了南去贵州的火车,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结局,也都是开始。意尽则止,让人回味。
王 话说尽,就没意思了。
刘 前期,你跟着他们去贵州拍摄比赛了吗?
王 去了。他们怎么准备比赛、怎么参加比赛,以及幕后花絮,我都拍了。
刘 结果怎样?
王 一金,两银。“叠罗汉手绢”组得了金牌。
刘 刘晓云带的那个组?
王 对。在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把一金两银这结果说出来,前面的铺垫就没味道了。得奖与不得奖,对片子要表达的意义来说是不重要的。不过,我还是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那些素材拍得也很好,从跟踪人物的命运发展的进程来说,拍到那些东西应该是完整的,从表面意义上说是没有遗憾的。
刘 我感兴趣的就是你把“结局”舍弃掉的这种想法。
王 这个结局必须要舍弃掉。就像《拉着老母走天涯》,我们将王一民和他母亲去海南的部分也舍弃掉了,最后是在山路上结的尾。什么东西说尽了,这事就没意思了。《化蛹为蝶》如果再加上一金二银的结尾,皆大欢喜或者是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前面铺垫的那种命运的不可知性,还能这么震撼吗?如果要追结局,那这个片子还得往下拍,那就没完了。
刘 现在这些孩子咋样?那个赵丹丹呢?
王 在美国,表演杂技呐。
刘 哦!这算是比较欣慰的事了。得了金奖的这些孩子,都留在团里了?
王 没有,还有人主动退出。2004年初,我去饭店吃饭,一个小姑娘,很漂亮,不断地在看我。呵呵,我这样还有人看我呢。她上前来问我还认不认识她,呀!是“叠罗汉手绢”组的高亦萍。我说9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在杂技团吗?她说不在了,她在一个民办大学学英语呢。我说为什么不练杂技了?她说:没出息!这恰恰就是一种命运的莫测。
刘 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它真的是跟当时的时间和生命长在一起了。而且,你纪录了别人的同时,也纪录了你自己。
王 见了高亦萍之后,我才开始思考很多事情,才有了勇气重编这个片子。当然,改动不是太大。有一件事,挺遗憾的,当时过于强调纪录拍摄对象,我放弃了纪录我们自己。那天剪片子时,我偶然在一段素材里,突然发现了我爱人常瑜,当年她大学刚毕业,那么年轻。6年之后,当年那个“洋溢着青春光晕”的我媳妇,已经成了一个4岁孩子的妈妈……
刘 的确,片子本身有着时间之于人的那种流逝的沧桑感。
王 作为当年的介入者,我们在镜头内外纪录了人的变化。当时真想做一个片子,就叫《我的1998年的冲动》。在这一年,我和常瑜结婚了。之后,这个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高亦萍离团了,杨亮反倒当了杂技演员,赵丹丹没资格参赛却出国了,白雪、刘思宇这些孩子还在干着这一行……可惜,那时对我们自己的纪录几乎没有。
刘 总是有遗憾的。我在看《化蛹为蝶》时,感觉色调比较偏暖,那是有意调的?
你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王 柔和、温暖。在生命的挣扎中,暖色让我表达出一种感动的温暖。这是开始拍的时候就想好的,否则那就是偏色了嘛。
刘 片子拍完,隔了多长时间剪出来了?
王 2、3个月吧。
刘 那是第一版。
王 2005年再剪时,变化也不太大,只是做了一些调整,基本上就是去找一些最恰切的表达。1998 年到现在快10年了!面对着当时的情景,面对着庞大的素材量,用什么、不用什么,怎样才能表达得更确切,又怎样去结构……就像我在那篇论文里说的,总觉得没法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因为我找不到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可是我知道,每走出一步,我就会靠近它!
街边的几根炊烟沉重地
向上指了指 做出了几个六点五分的
报时 青灰的天空下
不再有旭日东升之感的旭升街
重复着毫无表情地醒来 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