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那时你还没有开始拍片子吧？
冯 没有，只是跟他做些翻译
工作。比如我们去拍一个专门研究哈萨克民族
文化的老头，采访完那老头，野中也想采访一下老头的夫人，这在成片里顶多只用几分钟。但野中跟那老婆的采访，整整录制了6个小时。因为那老婆特别孤独，早年那老先生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年，出来之后已经八十多岁了，就想赶紧干自己的事，根本没有时间理老婆，他们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我们在那几天，老太太特别紧张，而且跟我们有距离。采访老婆那天，野中就一个原则——让她彻底痛快地说。结果老婆可找到一个倾诉对象了，跟我们说了很久很久。我就发现，老婆倾诉完之后，你看她的眉眼都变化了。野中不是那种“掠夺性”的采访，问完
问题就完事了，而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的采访对象，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太值得尊敬了。
刘 关于这一点，我也很有感慨。我们所看见到那种掠夺性的采访、功利性的采访、做秀式的采访、扭曲式的采访，太多了。这倒不是说，我们不看
节目样态，不看具体情况，一味都采用这种长时间的采访就叫“不掠夺”，不是的。从野中章弘的做法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被采访者的态度以及用心程度。
冯 是的。后来回日本之后，野中希望我也能拍片。正巧，我日本的房东，他特别喜欢摄影，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拿起摄影机拍东西。以前，走在马路上，过来什么样的人你不会感兴趣的，等拿起摄影机以后，你突然觉得，也许这个人会有故事，你会有所发现，就突然觉得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刘 这样来看，1993年真的成了你生命里的一个转折点了。这样，你就“改行”了，不当你的经济学学者了？
冯 那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一种特别震撼的情绪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充满了魔力的神奇世界！在这样的纪录片里，我找到了一种更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生存方式。我开始在日本给朝日电视台的“自由层”拍一些片子。我觉得：人呐，只要有点儿价值，哪儿舒服就往哪儿走。在三峡，拍那个老奶奶、拍张秉爱，我觉得都是因为她们需要我，我就觉得挺舒服的。不像我在学校里，非要写一篇好的论文给老师，老师才会表扬我，不用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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