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爱》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记录（四）

       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三峡的？怎么会想到去那儿？
　　冯  1994年，我还在日本读环境经济学。寒假回国，在一个朋友家里听说人大开会决定修建三峡水利工程，而且就要上马了，但对此国内外争议都很大。那天他们高谈阔论，什么环境问题、泥沙问题、战争问题等等。可我在想人怎么办？113万移民肯定是最重要的。我一说，他们都说我傻，他们说什么人不人的，中国老百姓才不值钱呢！
　　刘  哦，他们可能是充满一种情绪的正话反说吧。
　　冯  我听了以后很生气。其实，我那朋友是最关心中国老百姓的问题的，他一直都在拍摄农村的精神病人。不过他的话挺刺激我的，我就趁着暑假去了三峡。
　　刘  大背景，小人物，这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拍摄题材的方向。1994年，你刚到三峡那会儿，就特别明确你要拍什么吗？有先入为主的认识吗？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你的认识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冯  那会儿我刚到三峡调查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明确要拍什么。先是看见那里的人们都特别兴奋，觉得“移民”特好，可以得一些补偿款，还可以重新开始。当地最流行的是“要想富，下水库”。听到这些我就有些失望。有一天，我看见有一间房子孤零零地独矗在那，周围都扒平了，变成工地了。进去一问，老头说就是不搬，当时我还挺兴奋，以为终于找到像小川《三里塚》系列里的那些留恋自己的土地，反对建设成田机场那样的农民了。咳，一问才知道，他们就是嫌补偿的钱少，想再抗抗，好讲价钱。当时，我特失望，觉得中国农民挺没骨气的！
　　刘  我记得《三里塚》系列里有一组镜头特别打动我，就是那些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她们把自己和树锁在一起，坚持抵抗。
　　冯  小川纪录的农民是那种热爱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精神追求的人。可是我看到的都不是这样，所以特别失望。
　　刘  那你怎么调整自己的？
　　冯  小川说，当现实的一张脸突然间剥落的时候，你会看到很肮脏的一张脸，你对这个人几乎厌倦了，或者就因为这一点，你就会放弃拍片。但是，你要坚持下来，把这张脏脸剥下来以后，你一定会看到很闪光的东西，看到赤裸裸的人身上的光亮。这是他拍片的经历感受。在古屋敷村，因遭遇寒流，稻子全完了。小川他们还以为这样一来，村里的女人们会不得以出去卖身来过活，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不如说稻子遭了寒流的袭击，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救了整个村子，因为这样村民们可以拿了国家的救灾款过得比种地更舒服。当时小川觉得这些现象真是特别丑恶，甚至想到要放弃拍摄。但随着村民们一起过了这一关之后，小川才真切地了解了那些人的心灵是怎么样的。
　　刘  坚持，还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在你不明白要做什么、该做什么的时候，坚持常常表现出一种无奈。
　　冯  后来，我去了茅坪，就是在三斗坪坝区边上。我虽然拿了个日本的所谓记者证，可还是没有“身份”。我也很不安，因为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我要拍些什么，只是朦胧地觉得我要拍三峡，但我要拍什么样的人物，也还不太清楚。那段时间，我就那么漫无目的地走着。
　　刘  什么时候有了转机呢？
　　冯  要不是遇到那个奶奶，我也许就坚持不下去了。有一天我逛到茅坪的一个小市场，有个老太太闯进了我的镜头，冲着我说了一大通。你想，湖北老太太的话，我一句话也没有听懂，现在倒是明白了，主要是讲她的几个儿子、媳妇咋样咋样。后来，她让我上她们家去，我还就跟去了。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老奶奶总问我，明天几点几点我到田里，你跟我去吗？在我特别失望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人接受了你，而且很亲近你，就是那种单纯的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喜爱。一来二去，老奶奶身上那种经过了事儿的那种大气感染着我。慢慢地，我也变得平和了。我当初想象的那些问题，比如这些移民跟三峡的关系怎样，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怎样，现在离我越来越远了。
　　刘  远离了问题，开始走近“人”了。
　　冯  对，中国没有什么抵抗运动，我也找不到曾经在小川片子里看见的那些热爱土地、坚决抵抗的农民。跟老奶奶在一起，就是觉得亲切。于是，我开始找到了小川纪录片里面那种有感情的人，能打动我的人，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的人，其实就是让我觉得亲切的人。就这么老奶奶成了我现在正在剪的一个片子《长江边上的女人》中的一个拍摄对象。其实，我接触的这些人都是比较孤独的人，可能他们需要有人倾听吧，包括后来认识的张秉爱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