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天赶制辉煌“旗帜” 总编谈《旗帜》编创

 

140天赶制辉煌“旗帜”

在位于西四环影视之家的《旗帜》摄制组，闫东房间的墙面被一张彩色的硕大工作计划表占据着。分集导演、航拍组、采访组……每个部门的具体分工和工作进度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旗帜》总时长约为500分钟，搁在以前，要完成如此体量的“大片”，耗时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但闫东和他的团队从去年11月下旬接到任务，到今年4月23日送初审，却只用了140天。

经验丰富的闫东早已习惯了“急行军”似的工作方式： “一些题材是突发的，根本来不及准备，这时候深厚的积累就至关重要。”把自己锁在房间熟悉材料的最初几天里，团队成员的任务分工便已在闫东脑海中初步成型：“我称它为‘立体式工作模式’，各分队几乎同期撒向不同‘战场’，后方资料组、采访组也同步工作。”按照这个模式，闫东指挥着他的团队分赴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采访拍摄，140天里竟然积累下3200分钟的各类素材。

尽管时间紧迫，但闫东对画面的要求却是精益求精的。《旗帜》拍摄初期正值隆冬时节，但闫东却将该片定位为“一个让人感觉温暖的作品”，于是他便向台里提出要求，将航拍的任务往后推延，只为了能够采集到春天的画面。就在6月1日，距离开播只剩下18天，工作人员在航拍世纪坛时，恰好遇到少先队员在举行活动，现场那个写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巨大条幅让闫东激动不已，他便把这个画面也插入了节目中，“无心插柳之作，可谓天意。”

在外人看来，闫东的要求有时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比如在展示珍贵文献的画面时，衬在文献下面的是一面红旗，但这面红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节目中提及的不同历史时期，分为麻布、绒布和丝绸三种材质，以此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闫东承认，“观众有时候未必会注意到这些小物件的变化。”但作为创作者，他又强调，“我是在用心寻找时代的烙印，并希望将这些细节融入创作中。”

珍贵影像还原历史真实

在拍摄《旗帜》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曾调动20余人组成了一支资料编辑组，从庞大的资料库中筛选出长达11163分钟的珍贵影像资料。非常幸运的是，早在2006年，资料馆就开始推行一项珍贵资料抢救修复工程，闫东和他的创作团队所获得的影像资料中，有近百条的资料是经过修复并首次公开的。

如何对这些庞大的影像资料进行精选？闫东的回答是：“我们尽可能从我们熟悉的历史当中去找更多鲜活的素材，特别是我们普通观众很难了解到的素材。”闫东举例说，在讲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这段历史时，《旗帜》使用了占领区民居悬挂外国国旗的画面，“很震撼，也很屈辱。”

“我们使用资料的原则是选择用得次数少的、质量好的。”在反映抗战历史的纪录片中，经常使用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仪式的历史镜头，但是编导徐洁在一部内参片中偶然看到一个镜头，是日本军队在故宫广场上投降的画面。闫东认为，“这个镜头所释放出的感染力，比在密苏里号甲板上更大”，于是最终放在了片中。

“任何文献纪录片中，哪怕有一点儿失实，都会使观众对整部作品产生怀疑，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就变成了虚构的故事。”闫东明白，虽然编导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中有新的东西出现，但所有创作的前提一定是真实和准确。在编辑反映“五四”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容时，有编导曾看到其他纪录片中使用过一组罕见镜头，但在推敲后发现，画面中人物的着装与事件发生时的季节并不相符，于是便弃用了。

九旬老人“最后一件大事”

今年1月初的一天，江西南昌下起了一场暴雪。已经封闭的井冈山上，只有一辆载着六个人，挂有防滑铁链的汽车在布满积雪的山路上艰难爬行。他们是《旗帜》编导徐洁带队的一支摄制组。为了拍摄山上的画面，这支队伍从当天凌晨四点便开始上山了。清晨时分，他们赶到了山上的黄洋界，徐洁在这里看到了朱德当年留下的题词，遒劲的大字让她顿时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豪迈气概。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这种情绪一直在她脑海中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