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我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历

　　袁立：我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历

　　上海是个有着太多故事的城市。但是在92年的春天，沪上之行留给我的却是一片黯淡而模糊的记忆。是五月初的一天，我坐了火车，一路从杭州赶往上海，去参加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虽然沪杭路上的这一段旅途风光，曾被才子徐志摩无数次地赞唱过，但在此时，我是没有太多的心情来领略它的。因为，我的视线已经被前方的目的地牢牢吸引住了。对于我，那前方究竟是终点还是起点？是新的开始还是旧的了结呢？

　　明天的一切，像是一份永远无法猜测的礼物。一颗少年的心为此忐忑着。 

　　去上海戏剧学院报名那天，天下着雨。我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撑着一把雨伞，一路穿过儿时所熟悉的弄堂，走到了街上。我当时的心情就像这毛衣一样灰灰的。

　　在上戏的报名处，一张办公桌前，我收了伞，把伞把挂在自己的手腕上，开始填表。不知怎的，我拿笔的手是哆嗦的。是对考试的一贯的畏惧使然，还是预感到眼前的这场考试对我的重要，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年有点快要承受不住了。

　　但考试那天我却没有叫人陪，爷爷、奶奶和上海的亲戚，一个我都不允许他们去。在上海弄堂里度过了幼年时光的我，身上有着依旧的独立和执拗。

　　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外面披了一件马甲，下面是一条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舞鞋。说是舞鞋，其实是我的姑姑在弄堂拐弯的一家小店铺里给我买的，打折鞋，10元钱一双。是我去挑的，特意挑了一双像跳芭蕾舞一样的鞋子。有了这样一双舞鞋，有了这一身我自觉还比较帅气的行头，我的心有了几分自信。

　　然而一到考场我还是发蒙了，完全不知所措。目光懵懂地望了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一个个又踢腿又劈叉的，他们显然都非等闲之辈且是有备而来。我又靠什么获得老师的青睐呢？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面试开始了，茫然无措的我就这样出现在了上戏的老师面前。一试，二试，三试，意想不到的，红榜上竟然都有我的名字。我的本已钻到地缝里的自信心，悄然地向外探了探头，试探着生出了些许希冀来。

　　终于，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上戏的老师坐到了我面前，让我谈谈自己的成长经历，谈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当时就谈了起来，自信心的略微抬头，使我把迟疑和胆怯都暂时抛开了。我就讲了自己的生活，讲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都是绝对真实和坦率的感受。面对老师，就像面对了神甫一样虔诚。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还没有学会撒谎和粉饰过往。

　　当时我絮絮叨叨地讲起来，说起成长中的种种痛苦和挣扎。或许在一个成年人看来，少年时代是人生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但那往往是在他们告别了青春，历经了路途上的各样风雨和磨难后，回首之际，发出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类的感慨。但在一个以现在进行时状态来生活的少年看来，少年时光总有一份苦捱岁月的苦楚。

　　多年以后，当我读村上春树，读《挪威的森林》的时候，我才终于找到了成长路上的知音。其实，很多年少的人都有不愉快的经历。彷徨、无奈和感伤，是属于那一段的最常有的情绪。

　　我于是对老师说，生活中我最怕的事是考试，最怕考试成绩下来，要我父母签字的那一刻。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跟我讲，她总有一种想从教室四楼楼顶跳下去的冲动。我告诉老师这样的念头我也有过。明天要考试了，我知道这场考试自己肯定超不过60分，我于是会想，明天我就自杀。但我又实在没有勇气把自己杀掉，于是只好惴惴不安地继续活着。捱到考试成绩要公布了，我就又一次盘算，决心在考试成绩公布前彻底告别人世。

　　我还说，试卷下来，要家长签字。我经常会模仿我爸或者我妈的笔迹签，第二天硬着头皮交上去。那种惶恐不安的日子过得呀。我还注意到，我身边的同学中很多人有这样的烦恼，他们可能生活得很优越，他们的父母可能也很宠他，但他们也一样会有种种的问题。 

　　如此说着，老师的脸色渐渐阴郁起来，像上海的阴雨天一样。他久久地望了我，眼睛里有关切，更有疑虑，还有一份担心。那神态在我是看来很有几分古怪，就像，就像小时时候生了病去医院，医生问过我病情之后，一边写病历，一边抬头再观察我一下。老师现在的样子就很像那给我看病的医生。孩子，你对生活太没有热情了。良久，老师慢吞吞说了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