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化蛹为蝶》——编导王冬冬访谈（二）

       刘 从你的纪录片《拉着老母走天涯》、《玛利亚索家的冬天》到《化蛹为蝶》，很明显地看出这里面贯穿着一种对生命的困惑感，同时又好像有一种要努力测量、纪录下一种“生命韧度”和“生命宽度”的使命感。好像你始终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感受？

　　王  对呀。我比较满意的片子还有一个叫《苗青家的幸福生活》，当时获得“全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奖。讲的是一对盲人夫妇带一个孩子在艰苦中快乐生活的故事，非常温暖。我非常喜欢普通人的温暖，喜欢普通人在命运的挣扎中给人带来的温暖。

　　刘  《化蛹为蝶》正是纪录了这种挣扎？

　　王  嗯，我想是这样的。片子是1998年开始拍的，那之前我经历了在我个人看来最不走运的一段时间。不过也正是这段时间让我集中地把好多感受都经历过了，它改变了我的很多观念，也改变了我的方向。所以，总想找一种方式，找一个叙事“模型”去描述自己，对自己做一种关照。于是，找到了杂技团里的孩子们。

　　刘  你是先有一种表达的想法，才去找到那些杂技团的孩子们？还是遇到这个选题后，才找到一种表达的对应的？

　　王  当时，我做了一个专题类的节目，叫《薛厦三日》，得一个金童奖。片子是借别人的事来激励在困境中的自己的。呵呵，凭着这个片子，我找到了一个媳妇。这个片子是她帮我一起做的，算是助手吧。可能就是片子里表达出的这种激励意识，让她觉得我这个人值得终生托付吧。她当时在做少儿文艺节目。有天，我爱人常瑜去杂技团拍少儿杂技，回来就告诉我说那些小孩儿挺苦的，他们半年后就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全国比赛，这个比赛决定着他们未来的命运。听完我马上就意识到，在大赛前的这种超压训练极端状态下，恰恰就把普通人可能要经历一生的跌宕起伏、命运的不可知性都浓缩到一个点上了。这恰恰映射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变化。

　　刘  你忽然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浓缩的命运。纪录过程中，有些什么触动吗？

　　王  是直觉让我选定了这个题材。98年过完年，2月末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开始进入了前期工作。杂技团的这些学员其实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孩子，他们有的家里条件比较好，有的就比较困难，连学费都交不上，像赵丹丹，她是个哈尔滨“道外”的孩子，没有得到参赛的机会，但她还是留在团里等待着机会。

　　刘  是在第一段采访中出现的小女孩？

　　王  对。当我问她有没有节目，能不能参赛时，你看她撇嘴的样子，她说话的那种神情，似乎是看明白了所有的事，有着出人意料的成熟，真不像十来岁孩子的表达。但是这些孩子干净、真纯。当我跟赵丹丹交谈下去的时候，发现了她内心对于进入节目组的渴望。第一次触动是在那个时候。

　　刘    孩子的内心承受着许多东西。

　　王  为了能让老师留下自己、争取到参赛机会，他们得要老师喜欢，得要自己去努力，还得要有运气，同时他们还得不受伤，还得有点天赋……但是就这样，他们还不一定都能成。他们那种既有着孩子的单纯，又有着出人意料的成熟感，真正触动了我。有一次，拍完片子，我爱人常瑜约这些孩子星期天到我们家来玩，后来他们没来。常瑜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到你们家楼下了，后来想一想怕到你家不方便……。

　　刘  哟，这些孩子！

　　王  大概到了8月份，这些孩子们正在忙着考核，特别严格，不及格是要挨罚的。因为那会儿我们要去拍抗洪，设备得撤回去。有个孩子看见了，于是所有的孩子都跑了出来，也不顾考核的事了，他们以为我们拍完要走了。没纸，就伸出手，呵，喊着常瑜姐姐、冬冬叔叔，让我们签名。你看那种极其真诚的目光，现在我们仍然觉得非常感动。包括杨亮后来因为跟老师争吵，被开除了，我们到他家去采访他，怎么问，他都说那是他的错，绝不说老师的不是。当时我们还背靠背采访了其他孩子，问杨亮怎么了？他们都回答说杨亮受伤走了，绝不提开除的事，包括那些跟杨亮打过仗的人都不说。

　　刘   这让人有一种一时间用语言说不清楚的感动。

　　王  有一次，我们到他们寝室去，孩子们刚刚训练完，一个个像泥猴似的，浑身上下又是汗、又是土的。等他们洗完澡，你会发现这些孩子长得都特别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