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工作室位于城北,是记者见过的导演工作室中最为朴实的一间。奖杯倒是很多,各种各样罗列在简陋的玻璃柜中,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荷兰文的……有金光闪闪的威尼斯金狮子,也有分不清正反面的非洲小黑人。贾樟柯坐在窗下的一只大沙发上,手里不住地摆弄一只雪茄:“对不起,我不抽烟实在盯不住。”采访过程中,雪茄点着了,吸口,灭了,掉地上,捡起来……如此往复。我问:“您抽这么烈的烟?”他讪讪地说:“我抽雪茄,是为了戒掉香烟。”
从《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之后,贾樟柯的采访屡屡见诸报端,他炮轰过大制作,他批评过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的电影,他说过自己的赚钱能力不亚于冯小刚,他也抱怨过电影院不合理的排片和目前发行体制的不完善……这些话语深受文艺青年和中国精英们的追捧,也正是这些言论,让不少人以为贾樟柯必然是愤怒的青草(愤青的通俗说法),就像鲁迅随时准备对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开炮”。
可是大家都错了,坐在笔者面前的是一个商人气质的贾樟柯,他既不喜欢别人神化电影行业,也不喜欢“砸锅卖铁搞艺术”这样的描摹,他投资年轻导演的作品最看重的是预算做得如何,他为艺术电影寻觅了一条良性的自产自销道路,他不仅仅是导演,也是监制、是老板。如今《二十四城记》发行面临的困难他很明白,有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豁然:“虽然看电影的观众也许不在这里,但是我不能不宣传,不能不努力。艺术片在市场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市场里不存在。”
3月6日,贾樟柯的新片《二十四城记》即将上映,这部描述三代厂花的关于记忆的故事,不知在这个飞速发展快速消费的世界中,能够给人们留下怎样的记忆。也许它能够像贾樟柯说的那样:“只要是好的作品必然能够得到回报。”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还是世界。
■关于艺术片
总有一种电影要呈现困境
竞报:您认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观众是哪些?
贾樟柯:有一些机构进行过很严肃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电影观众的年龄集中在16岁-24岁,也就是说最有消费能力和思想最成熟的群体并不是电影的主流消费者,令电影消费形成低龄化,搞笑啊,也不能说它肤浅,只能说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需求,我年轻时也爱看吴宇森,那时我特别喜欢《峨嵋飞盗》,电影里一开打,我就开心。这不是品质问题,就是成长中的一个过程。如果你通过调查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你的电影在发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就不在意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存在。
电影消费的盲目性很强,夏天家里没有空调,穿个拖鞋就去看了,也有出差没事做就去看电影消磨时光的,所以当初《三峡好人》选择和 《满城尽带黄金甲》一起发行,就是谈一个问题,电影院的时空很重要,如果一个电影占有了所有时空,别的电影就没有生存空间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现实,那些电影院也要赚钱,大家群体挣快钱,艺术片发行过程中的困难就一目了然了。
竞报:艺术片是不是仍旧很难获得高票房?
贾樟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不能患得患失,不能说我既要拍一部让人有完整的思考,又想获得极好的商业效益,这就是一种不务实的幻想。但是你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二十四城记》募捐的时候,有个孩子说导演我特别不喜欢你的电影,我就是在这种工厂长大的,父母下岗,但是我很快乐。我说我相信,每个家庭再困难,都要维护一种快乐的心态。每个父母都不可能让自己上小学上初中的孩子知道自己有多难,这个电影就有一种好处,让你看完之后,知道你父母没有跟你讲述的事情,那些你白天笑过了睡觉打呼噜,你母亲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的原因,我觉得生活有很多侧面,总需要有一种电影呈现我们需要面对的困境。这种电影需要大家拼命地去推动它,今年有一万人看,明年有两万人,失败没关系,票房不好没关系,但是如果这种电影压根儿不放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关于《二十四城记》
这只是个有限的开始
《二十四城记》信息量太大,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采访了九十多个工人,他们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又没有办法全部用在一个电影里面,电影容量有限,拍六七个小时发行起来很困难,所以我就把采访作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访谈录》,3月份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