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哈哈，太复杂了，我只是凭着感觉来做的。
刘 说到拍与被拍的关系，我想起一个典型的实例。一名
新闻记者在大雨天守着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口，连续抓拍到一个路过的骑车人陷落、摔倒时情景。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呼吁公共设施建设应该完善、公共道德建立应该加强，尽管他拍得生动、逼真，可是他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责骂，于是他陷落在一种悖论之中——如果他提醒了行路人，
事情就会改变了方向，他就抓拍不到
照片；如果它要抓拍到照片，那就得昧着良心等人陷落……说这件事，是想问你，在这种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之间，你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悖论的时候？
冯 遇到过呀，这件事让我很痛苦。小川曾经质问：先做人还是先拍片？我当然选择先做人，要不然我会难受一辈子。秉爱跟我从来没提过经济上的要求，2002年我再去拍片的时候，吃住在他们家，我便主动买米、买面、买酱油什么的，毕竟我给他们造成了一些生活负担。一次锄草的时候，秉爱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跟我说，儿子昌文
高中快毕业了，但是1600元培养费还没有交。我当时没多想，顺口就说得给孩子交，如果不让毕业，考不了
大学怎么办！我说完秉爱就沉默了。
我突然意识到她没有钱。
刘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
冯 是啊。当时我特别犹豫，因为我给她1600块钱，这很简单，这不是问题。可是秉爱是这么自尊的人，这么多年来她不太配合我的拍摄，老说拍这些有啥用，也就是不太顺我的拐，这也使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劲儿”。如果给了她钱，解决了她的难题，她也许会配合我的拍摄，但她身上那股“劲儿”还能保持吗？这样我拍到的东西还有意思吗？其实这犹豫里有我的私心在。想来想去，我决定：如果她再提钱的事儿，哪怕不找我借，我也马上拿钱给她，但她没有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她。不管当时给不给钱，我都欠他们的，拍纪录片的人，真的都欠着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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