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纪录片名导演陈晓卿专访（三）

       “我们这一代人对那种空讲道理特别逆反，我就想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纪录片恰恰能实现这个。”

　　“但是你选取这段事实，不选那段，这里面肯定有你的价值判断。”

　　“肯定有。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不一样，时间拍的《周恩来》是这样的，邓在军拍的《周恩来》是那样的；刘敬坤看到的流亡学生和钱钟书看到的完全不同；何兆武眼中的青春跟杨沫眼中的也不一样。这是允许的，非常自然，不是说一个东西它从根上就是红的或就是黑的，你看到听到，经过大脑过滤，最后说出的，是你内心想表达的。”

　　《远在北京的家》就是他人的故事在他内心的投射。

　　有几次坐火车回家，陈晓卿听着到北京做保姆的同乡女孩卷着舌头说话，就动了拍她们的心思。他和安徽台的同仁摸到安徽无为县妇联，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车，坐火车，一直跟到她们进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顿下来，历时一年半。城市的冷漠、伪善，外来者不停地委屈自己迁就它、适应它。片子粗剪出来，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过头看，陈晓卿觉得它在技术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他的学生认为这是陈老师最好的作品。而另一头，10多年过去，那些姑娘有事还会跑到央视找陈晓卿。

　　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央视的《生活空间》等，破天荒让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荧屏。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隐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单一和苍白。步入21世纪，这类片子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让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他讨厌这样的节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个词：纪录片的贞操。他说，就算今天已经很开放了，“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绅介那样拍到死。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他自信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兴安火车站当巡道员，后来回到山里成亲、当农民，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他是村里惟一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泽东。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