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戏曲理论之一(3)

    自明末到清初，戏曲批评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在这部书中，金圣叹对《西厢记》抉隐发微，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李渔对金圣叹的评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读金圣叹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

    当然，李渔在称赞金圣叹的评点“晰毛辨发，穷幽极微”的同时，也指出他的评点“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这就是说，金圣叹评点的长处和缺点都在于他所重视的是戏曲的文学性。而他的评点所关注的文学性并非如明人那样重在“词采”，即词句的诗意文采，而是整体的叙事艺术特色。他在“读法”中概括《西厢记》的主题时说：

    《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令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

    在这里，他如同分析评点《水浒传》一样，把整部《西厢记》看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而文章的中心则是人物。尽管金圣叹的分析有忽略音律的片面性，但从叙事艺术的角度分析戏曲作品的方法确乎在戏曲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从李渔的对金圣叹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金圣叹的观念对他有很大影响。

    但仔细比较一下金圣叹与李渔对《西厢记》叙事特点的看法，会发现一点微妙的不同：金圣叹认为《西厢记》的中心人物是双文（即莺莺），而李渔却认为是张君瑞。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原因在于两人的不同分析角度。金圣叹认为《西厢记》说到底只是写了一个人，就是莺莺。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西厢记》的美学追求集中地体现在莺莺这个人物形象上：“《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然双文国艳也，国艳则非多买胭脂之所得而涂泽也。抑双文天人也，天人则非下土蝼蚁工匠之所得而增减雕塑也……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净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龌龊也。”他是从审美理想的角度分析作品的主题和中心人物的。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美学观念应当说抓住了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李渔的分析思路是抓住“一人一事”为中心：

    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

    根据李渔的观点，叙事艺术的中心问题是整个故事如何围绕一个关键行动展开。叙事艺术的中心究竟应当是人物形象还是人物的行动，这在叙事艺术研究的历史更加源远流长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就是个老讼案。叙事理论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主张的是情节为第一要素，也就是说行动第一；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影响更大的黑格尔则主张人物是现代艺术的真正中心；而20世纪的叙事学理论又重新关注起叙事艺术中行动的意义来。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把文学研究划分为三种形态——动词（或词语）、句法和语义，其中所谓动词（或词语）形态研究他指的是文体学、修辞学等方面的研究，语义形态研究包括了传统的实证研究、人物形象研究等方面，而句法形态则指的是对叙事艺术中人物的行动逻辑的研究。他指出，直到本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对句法形态进行认真观察之前，这个方面一向是最不受重视的。“但从这时起，它却成了学者们——特别是被归于‘结构主义’倾向的学者们——注意的中心问题”。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叙事艺术的研究比起西方来当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至于戏曲叙事性的研究就更少了。然而李渔关于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观点却是个相当明确的叙事句法观念：所谓“一人一事”的意思，用今天话来说，就是由推动故事行动发展的最关键的行动者（“主语”）与关键行动（“谓语”）构成的一个基本的陈述句——结构主义者所关心的故事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渔的观点在叙事艺术研究中是一个具有重要特色的甚至可以说是很新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