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戏曲理论之一

    研究《闲情偶寄》的人大都注意到，李渔把戏曲的“结构”问题放到了全书的第一章。此前的戏曲研究论著中似乎没有人给“结构”问题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后来的研究者们不无道理地认为李渔强调“结构”的重要性是针对历来人们忽视结构问题所作的一种纠正。至于李渔所说的“结构”一词的具体涵义以及在《闲情偶寄》中对“结构第一”思想的具体阐述，人们似乎并没有特别地重视过。有的研究者注意到李渔在“结构第一”章中以“工师之建宅”为喻说明结构的重要性，与王骥德《曲律》中论章法的命意很接近。照此看来，“结构”的意思与章法差不多，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文章的各部分之间的组织联系。李渔讲结构第一，无非是强调一部作品的整体布局的重要性。

    然而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结构第一”，那它的重要性就很有限了。事实上，李渔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结构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对戏曲的结构有自己的看法。李渔关心的是，戏曲结构的核心是什么，这就是他所说的“主脑”：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对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这里所说的“主脑”不同于一般人所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之类。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他认为《琵琶记》中蔡伯喈“重婚牛府”、《西厢记》中张君瑞“白马解围”是他心目中可作为“主脑”的“一人一事”，显然指的是核心关目，是统系全局使之不至于成为“散金碎玉”、“断线之珠”的中心情节。传统戏曲的主要成分是音律、词采、关目三样，明代戏曲批评的两大流派——吴江派与临川派各主音律与词采一端，关目则很少有人特别强调，更何况元曲拙于关目人所共知，亦未妨其成为一代艺术顶峰。相形之下，李渔对关目的重视似乎有点过分。李渔自己也说“填词首重音律”，他之所以把结构放在第一是因为音律有书可考。因此，人们往往把“结构第一”看成是一种救敝补偏的偏激之论。

    然而细绎李渔关于结构的论述就可以看出，结构决不仅仅是个文章布局的问题。在《闲情偶寄》的“结构第一”章下包含了七款内容：戒讽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和审虚实。这七款内容中，戒讽刺讲的是立言谨慎、勿作人身攻击的创作道德问题；脱窠臼讲的是故事要有新意，勿蹈袭前人的创作态度问题；戒荒唐讲的是故事要贴近人情，勿以荒诞不经为新奇的创作风格问题；审虚实讲的是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这四款所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属于叙事内容方面，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观念即组织安排和布局章法问题无关；只有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三款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组织结构问题有联系。因此，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李渔在“结构第一”的章目下所谈论的问题大多其实文不对题。究竟是李渔错了还是后人的理解有问题？我们再来仔细研究一下李渔在“结构第一”章中关于结构重要性的一段话：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

    这段话就工师建宅之喻而言，确乎与一般人所说的“结构”一词的意思并无不同。王骥德《曲律》中论章法一节在讲到“章法”时所用的正是这个比喻：

    作曲，犹造宫室者然。工师之作室也，必先定规式……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从这几句话来看，两人所说的“结构”的意思似乎差不多，都是章法布局的意思。然而通观李渔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说的结构的涵义不仅限于此：所谓“制定全形”、胸有成局，归结到创作问题上来，就是后面总结的“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结构的具体涵义是“奇事”，是“命题”。这就是说“结构”不是把现成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的形式构造，而是这各个部分赖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对于戏曲创作来说，这个根据就是“奇事”或“命题”。一般人（包括王骥德）在谈论结构时指的是对形式的组织安排，而李渔在这里所说的结构却是包括了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艺术构思活动。这种艺术构思活动的中心就是“奇事”，或者用他在“立主脑”一节中的说法——“一人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