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纪录片》到《见证》,你觉得节目本身的进步在什么地方?
陈晓卿:更多是技术手段上的。从自己的手段来说,让人更安静了,《纪录片》更多重视的还是个人化的东西,《见证》还是要和整体节目风格相统一,更像类型片,应该有兴奋点,明白在什么地方。
记者:这样会不会太抑制了个性的发挥?
陈晓卿:对社会现象的反映,个性化的东西现在更多是来自民间的DV青年,(先进观点的纪录片在主流媒体里是不大能看到的?)对。其实这是特别背离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人文纪录片,因为它的魅力一个是非主流话语的观点,一个是个人个性化的表达,这和公共电视台的定位确实有冲突。
记者:这种纪录片本身小众化的样式与大众传播媒体之间存在的矛盾可以解决吗?
陈晓卿:欧洲人、美国人吃饱了会更多关注人文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温饱刚刚解决,生存压力大,更喜欢轻松、娱乐的电视节目。目前中国纪录片最大的困难就是大的背景环境。大的环境使得一些带有观念性的、比较深刻的东西不适合在主流公众媒体上播放。中国人还是太需要休息了,和欧美人闲着没事想关心一下世界不同。但是我们的音像制品发行非常好,有非常固定的观众群。(你们有没有专门研究收视人群?)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最终结果还是语焉不详,我们收视取样的范围太小了。
记者:我们现在与国外纪录片主要的差距在哪里?
陈晓卿:首先是我们大的环境还不是能够特别准许个性的发挥,尤其是作为主流媒体,你担负的不仅是个人责任,还有媒体责任,你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之后,就必然会损失个性。还有从画面语言的制作上,我们还落后国外很远。有人总是把“纪录片”写成“记录片”,其实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就是“记录片”,它里面拍摄的东西不会主动站出来说话,用了很多的话外音,我来给你讲,给你介绍这是什么东西,国外的纪录片里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他会自己在画面中表达出导演想传达的东西。国内同行在交流的时候也往往忽略这一点,大家重视的还是立意的表达这些行而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