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与其作品《推销员之死》

    《推销员之死》讲述的是一位年迈体衰的老推销员威利工作已经30多年了，现在仍然四处奔波，却不得不靠佣金生活。他请求老板让自己留在纽约工作，却遭到了解雇。于是他向邻居查利借钱，来充当薪水。威利做了一辈子美梦，他崇拜一人独创非洲发大财的哥哥本，他相信自己和孩子也能出人头地。可到头来两个孩子一个流浪漂泊、偷窃成癖，一个游手好闲、沾花惹草。自己也艰难地维持生计。父亲在孩子面前的尊严消失殆尽，贤淑的妻子林达却要极力地维护着他。最后，在还清了最后一期贷款，威利便朝着一辆飞奔的汽车撞去，为的是给深爱的孩子留下两万元的保险金，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生前威利曾自诩的体面、隆重的葬礼，却是如此的冷清，除了查利没有人来。剧末是林达的哭述“亲爱的，今天，没人在家。咱们无债一身轻了。咱们自由了，咱们自由了……咱们自由了……”

    《推销员之死》是最广泛地用于教材的一部美国剧作，在学校的戏剧和社会课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一特殊身份和汗牛充栋电影评论范文及影片分析使得它几乎成了一个政治剧的代表。其实这个剧决不是那么简单，在1983年看英若诚演绎的版本和后来在美国看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版本，感觉就截然不同。我在美国和国内的大学里多次教过此剧，常在放了霍夫曼的电影录像后问学生，威利·娄曼的悲剧是社会的还是他个人的？多数学生都说二者兼而有之，在这一点上中美学生的反应相当接近。而有趣的是，认真读过评论的多说是社会悲剧，凭直觉感受的就多说是个人悲剧。1983年的北京人艺版演出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还不知道推销员为何物，英若诚演的威利·娄曼既正直又可怜，好像就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而霍夫曼的威利古灵精怪，在儿子和老板面前总是大话连篇，是个不知趣的幻想症患者，简直活该被老板炒鱿鱼。

    米勒从人性出发，借用社会中的小人物深刻地诠释了社会阴霾下需要关怀的一个个忧郁的心灵境况。美好的憧憬，被残酷的现实碾得粉碎，他们充满着内心的挣扎与无奈。这种关怀也往往是米勒这种从底层走出的剧作家更能深深体会的。故事的舞台现实时间发生在两天一夜中，然而却补充了各种插叙，在写实的基础上，大胆运用表现主义手法。米勒巧妙顺畅地融入过去情节和幻觉的闪回，又能不留痕迹地回到现实。威利和查利打牌那场，本从舞台边缘走上台前，威利一边和查利打牌，一边和本对话。而查利却浑然不知本的存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威利说话语无伦次。诸如此类还很多，这种设计拓展了舞台空间，延展了故事情节、增加了悬念，又让人感觉与故事浑然一体，毫无斧凿之痕。。

    如果按不少评论所说的，密勒写威利自杀、两个儿子潦倒就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的失败，那为什么剧中威利的哥哥本外出探险就成功了，他那邻居查理父子勤勤恳恳也发了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其实《推销员之死》对美国之梦的质疑，既有针对社会制度的成分，而更多的是针对娄曼那种走火入魔的盲目“乐观”所造成的悲剧。最后他决定以自杀来忏悔自己的过错并为家庭留下一笔保险金，固然显示了他对家庭还有责任心，但这毕竟是因为他长期以来未能清醒看到自己的责任，未能及时迷途知返而造成的。说到底，这个剧中反映的是一直使密勒萦怀的个人责任问题。其实，威利那种无视现实的“成功梦”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性格缺陷，现在在中国不是也很容易看到了吗？可惜的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商品推销员日益成为普通职业以来的这十多年里，却还没有看到该剧的重新演出。相信该剧的复演一定会让我们对该剧有新的认识，也会更加认识密勒这位剧作家的全面价值。

    总的来说，密勒的剧作本身并不像评论家们所归纳的那样政治化，只有他早期那部《都是我的儿子》也许可算是个例外。那是他的第一部百老汇剧作，首演于1947年，现在看来佳构剧的形式有点落套，主题也略为简单了些，但仍不失为一部佳作。故事讲二战期间，一个美国资本家昧着良心把次品飞机零件卖给自己的空军，造成飞机失事，摔死了二十一个飞行员，也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剧本按“三一律”来写，父亲害死儿子的真相由大儿子在一天之内一步步挖掘出来。但写到这里密勒还是显出了他高人一筹的地方：真相大白以后，父亲说要去自首，终因良心谴责而饮弹身亡。这一来大儿子立刻因自己“害死”了父亲而自责，这时候母亲又对他说：“不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个人责任的问题就是这么复杂，很难黑白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