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派戏剧家哈维尔简介（二）

    哈维尔的文学生涯始于1963年创作的《花园聚会》。故事发生在某个国家里，当局决定取消清洗办公室，由一个建设部门的就职办公室担负此项任务，但是清洗办公室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东西需要清洗，那么只有清洗办公室能够胜任……在这部剧作里，哈维尔展示了一种尖锐的政治讽刺、帅克式的幽默和卡夫卡的深度。这种典型特色在他以后的作品中一以贯之。

     同样是揭示官僚主义体制的阴暗世界，两年后推出的《备忘录》围绕着一种新的官方语言的引进和推广而展开。某机关组织的领导人格罗斯无法读懂这种语言的备忘录，然而所有事务都必须用它来处理，他的助理巴拉斯利用这点取代了他。翻译部门一位年轻打字员喜欢格罗斯，非常同情他，决定打破规定，为他翻译这份备忘录。由此，格罗斯得以重返办公室，巴拉斯卑躬屈膝地坦白了他的罪行，保住了助理的位子。当他发现正在引进另一种新的官方语言时，他决定不再受这个罪了……

     很显然，哈维尔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两部戏剧，主要是想揭示出社会机制以及被此压垮的人之境况，而正是捷克当时在政治上的极权统治使得人民的生活呈现高度扭曲的状态。哈维尔讲了一个日后被广泛引用的水果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的故事。在他看来，这个看似简单的标语之后却掩盖了水果商的恐惧，他被编织进了无尽的意识形态之网，只能用口号来掩盖自己的惟命是从，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

     经历了牢狱之灾后，哈维尔发现自己被“结构”排斥，从而成了一个与之对抗的异议者。相应地，他在剧作中试图探索这种境况，并用不同的方式去研究它。于是产生了关于瓦涅克的系列剧，这三个独幕剧最终导致了《凄凉的慢板》的诞生。此后不久，或许是对异议者只会写自己经历的说法的抗议，哈维尔开始另辟蹊径，他的写作随之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

     尽管哈维尔的剧作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但不只是作为一种反极权的政治武器而存在。在他看来，极权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故事的消失，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扼杀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过慢性的、不流血的、静悄悄的方式死去。而故事则像生活一样丰富，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这正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由此不难想象，文学天然的反极权性，正是他如此倾心于剧本创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