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影这行,让我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
问:作为一名1952年就进了八一厂的老兵,您曾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
杨光远:在我的一生中,有过很多次的“有惊而无险”。1966年,“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突然得到通知,让我参加一个任务,关于这个任务呢,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讲,保密。我们几个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几天的火车到了新疆。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坐汽车去试验基地,突然遇到一场特别大的怪风,一个火车头都被刮倒了,我们坐的汽车也被刮翻了,挡风玻璃也被刮起来的大石头砸碎了。走不了了,我们就躺在沙漠的大坑里等待。大概经过一两天,又渴又饿,最后风停了,我们才走出来。到了试验基地,我们这才知道是要拍摄核武器试验。核爆炸那一天的零时,我、司机和一个检测员接受了任务。我们穿好防护服,藏在工事里面,核爆炸之后,我们马上乘嘎斯69吉普车直奔爆炸中心,把实验的坦克、火车、楼房、动物等各种效应物拍下来。当拍到第二卷胶片的时候,突然听检测员大喊:“不行了!赶快撤!已经吃伽马射线了!”于是我们赶紧拼命地往回跑,跳上嘎斯69开回了试验基地。我很幸运,完成了这个任务,拍下了宝贵的镜头,我们摄影队集体立了一等功,我个人立了三等功。1954年我24岁,到大陈岛下的田凹岛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我和另一个同志各带一部摄影机,跟着我们渡海部队的第一梯队登陆,敌人突然打炮,我们就趴下来,一枚炮弹落在我和另一个同志跟前,我们不敢动。战后打扫战场一看,幸亏那是个臭弹。有一年我接受了一个任务,是给我军的米格15飞机拍一个编队。事先进行了训练,也练了跳伞。拍摄那天,我坐在飞机的工作舱。飞机飞到一定高度时,飞行员突然说:“有事故,油路不通,准备跳伞。”我立即做好了跳伞准备。过了一会,飞行员又说“故障排除,停止跳伞”。那次如果真跳了伞,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飞行员。我们过去拍纪录片、军教片、保密片,经历危险是常有的,但干电影这行,让我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